Friday, March 31, 2006

No Significant Abnormality Detected ── 微妙的「文明」邏輯


牛棚劇季第一周的首演剛結束,在這個周末重開之前,有幾天珍貴的空閒,可以讓我回到已擱在一旁的劇本創作上。

事實上,我這個Blog的名稱──『無異常發現』,正是我一魚兩吃,偷懶地從我構思中的新作的劇名借用過來的。全名原是:《N.S.A.D.無異常發現》。N.S.A.D是No Significant Abnormality Detected 的縮寫,是醫學用語,意思是「沒有明顯的不正常的狀況被偵察到」,英文原文比較易懂,譯成中文可有點兒不太對焦的模糊感。若不知道這是醫學用語的話,還會以為是靈異怪談之類的東西。

我第一次「發現」這個「詞」,是在個多月前醫生發給我的身體檢查報告裏。那是我十多年來第一份身體檢查報告。以總數計,也只是我人生裏的第二份。十多年才做一次身體檢查,無論如何,也絕對是一個不太注重身體健康的人。所以,當天我在醫療中心面見醫生的時候,心裏難免忐忑,害怕醫生以權威的口脗,查問我過往的紀錄。

結果一切無羔,醫生一邊翻閱檢查報告,一邊讀出各項檢查數據和指標,所有的讀數都在參考系數之內,也就是,所有數據皆顯示,我的身體狀況沒有超出了醫學認可的正常範疇之外。而N.S.A.D.則是報告裏出現得最多的一個註釋。

因為「沒有明顯的不正常的狀況被偵察到」,於是我成為了一個「正常」的人。
回想當天,我感受到一個深刻的事實。所謂「正常」,原來必須通過對「不正常」或「異常」的界定才能確立。原本,在會見醫生之前,我對自己身體裏面的狀況有各種各樣的想像,我也確實害怕身體會否發生病變,因而極渴望醫生會告知我一些有關身體內部狀況的事。但結果是,醫生的醫學邏輯以專業術語轉移了病人的想象和憂慮。事實上,病人並沒有通過醫生的解說而對他的身體狀況得到更多了解,但病人卻獲得了一連串的判斷,那就是通過參考系數、指標和病人數據的對比,確立了「正常」和「異常」的判斷。


『N.S.A.D.無異常發現』一詞的使用方法,頗令我著迷。它彷彿揭示著文明世界的微妙邏輯,沒有「異常」,便不可能有「正常」,然而,要確立「正常」,就得把「異常」流放於生活的視線之外。
我的創作,便由這裏開始。

Thursday, March 23, 2006

一個劇場的氛圍,原該如此

劇季臨近,這兩星期牛棚劇場熱鬧非常。

早上及正午,是潘惠森時間。他來排演他的《斷章殘句》,我是演員之一,另一人是李鎮洲。三個沒頭髮的男人走在一起,很難不予人一種麻甩的感覺。事實上,我們排的戲也的確麻甩。

下午四點鐘,一抹溫柔長髮的陳麗珠來了,還有一個頭髮跟她一樣長,動作跟她一樣溫柔的三豪子,和兩個中鋒身型的型男──紀文舜和戚惠致。進劇場來排練,玩客串,準備在劇季同場加演短片──『花計劃之三月高燒』。

到了晚上,是彭家榮時間。廿豆盒子畫,《伽傌葉‧前行動》,又是另一組完全不同的班底,另一種知性的觸覺,但今次除了嚴惠英,還有鄭綺釵、彭秀慧,和幾個客串的男子。有一晚我走進劇場,才赫然發現陳永泉也給拉落水了。不知道跟陳永泉也是佛教徒有沒有關係。

以上的陣容,老實說,不是賣告白,真是連我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議。身為牛棚劇場的負責人兼打雜,儘管因為要應付這三組人,天天車輪戰似的結果忙出病來了,但卻是病得充滿喜悅呢。

潘惠森愛坐在門外的長櫈上抽煙,陳麗珠的大男孩們則愛在門外踢足球,李鎮洲喜歡喝著奶茶找人撘爹,活力充沛的劇場總管李智偉永遠忙碌,跑來跑去,進行著他的土炮式前衛燈光設計……一個劇場的氛圍,原該如此。

有一次,李鎮洲在村內巡視一番後突然向我提議:唔,我認為劇場門口應該種一棵勒杜鵑!勒杜鵑開花真美呢!然後,他又發現了劇場後面的單位空置著,我告訴他,前進進好想把那單位也租下來,跟劇場貫通起來,作為倉庫也好,排練室也好,但因為政府現在按兵不動,政策呈膠著狀態,一切打算也只能看時機,看緣份了。

望著那空置的單位,和我們充滿活力的劇場,一牆之隔,相映成趣,藝術的得與失,荒涼與繁華,虛妄與豐盛,一切都在咫尺之間。

Thursday, March 16, 2006

連接意識王國之內的荒原── 我的第一課Fledenkrais



差不多是一年前的邀請,一年後我才有空赴約。朋友之間的交流,往往在於一念之間。

這個星期初,我上了我的第一課Fledenkrais 工作坊。先要感謝Sean 和Bonni,進劇場的兩位負責人,多次熱情的邀請和鼓勵。自從Sean知道我年前在排練中嚴重弄傷了兩個膝蓋軟骨之後,他便向我提議,他和Bonni主持的Fledenkrais 工作坊可能對我的康復有所幫助。Sean告訴我,Fledenkrais本身是一位柔道運動員,正是因為膝蓋嚴重受傷,久病成醫,在療傷過程中竟給他開發了一套有關身體敏感度和動作注意力的訓練系統,那就是現在國際知名的Fledenkrais Method.

初階的Fledenkrais工作坊名為 “Awareness Through Movement”。我上完第一課,感覺是挺好的,說難不難,一整課躺在地上,沒有任何高難度大動作。在導師的引導下,一遍一遍的,學員把一組簡單的伸展動作反覆練習,逐步聚焦在不同部位的肌肉的細微挪動上。但說易也真不容易,因為有些肌肉或身體部位,在稍為異常的姿態下,竟像完全不屬於自己身體的一部份似的,總是不聽使喚。

上了第一課,我感受到Fledenkrais工作坊最大特性是,它讓我們重新發現自己的身體。它對身體的挑戰,不在難度,不在控制,不在極限,而在於重近連接起我們意識王國之內的一大片荒原──把我們從慣性動作中重新連接到那些早已給遺忘了的身體角落。明乎此,我對身體的損傷不覺有了更深的體會。

Thursday, March 09, 2006

三種文本,三把刀

昨天戲劇圈有個聚會,由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茹國烈發起的,前因原委不說了。總之,茹老闆請客,茶點招待,咖啡任飲,以後每月一次,讓大家在藝術中心麥高利小劇場闢室談心。而第一次談的是「文本」,三位嘉賓談心者分別是香港話劇團的毛俊輝老師、新域劇團的潘惠森和我。

近日由於自己要構思新劇的緣故,腦子裏充斥著零碎的、不同風格的文字拼貼,總是拿捏不住風格和取向,人很有點愁。與其坐困愁城,我決定乘此機會跟圈內的朋友,分享一下自己對於「文本」風格的體會。也不是甚麼獨特看法。

基本上,在我的創作經驗裏,我感到自己的意識不斷受到三種截然不同的「文字」撞擊,分別是:

(一)、媒體的文字
(二)、詩的文字
(三)、透視心理的文字

第一種文字是我們非常熟悉的、地道的文字。它表面上是日常生活的話語,但本質上更多是在大眾媒體之間不斷相互滲透著的話語,滲透到一個地步,我們的生活話語己無法從這些媒體話語中分辨開來。媒體的文字通常是精警的、玲瓏剔透的、充滿快感的。我認為媒體的文字在今天的劇場裏不僅主導著我們對人物的認知、對話語的呈現,更甚者,當我們以為在訴之以情說之以理,試圖通過語言去進入一個素材的核心的時候,很多時候其實只是在媒體語言特定的結構中打轉。

第二種是詩的文字。那是我最渴望掌握但深感力有未逮的文字。詩的文字在我不同的創作階段裏曾經斷續地浮現。十多年前學院畢業後,我的第一個創作《居者有其屋》便是用有點兒詩化的台詞寫成的。九五時為香港話劇團執導的《哈姆雷特機器》,與其說是實驗甚麼後現代風格,更直接吸引我的還是Heiner Muller的詩的文字。近日讀自殺了的英國女劇作家Sarah Kane的劇本《4.48精神崩潰》,一讀就感受到那完全是Heiner Muller、Peter Handke、Koltes等人的傳統。這個詩的傳統在歐洲一直沒有斷掉過。

第三種文字我有點含糊,也不知道怎樣給它一個恰當的名稱。如果說第一種話語的意義,或者話語權,掌控在媒體、在非人化的社會機器的運作上,而第二種話語則是神話、夢和深層無意識的產物的話,那麼第三種話語,則是一種意義相對地曖昧、符指遊移不定、只能取決於當下情景、說話者的行為和心理狀態而定。以具體的例子來界定的話,我會說David Mamet正是這一路作家的表表者。在聚會裏,我籠統地把它叫做「透視心理」的話語,但回家再想,深覺這個名稱實在太不準確了。因為這種話語不完全是內心的東西,沒有外在環境和人際溝通的壓逼,不會有第三種話語。

(Mamet有本文集叫 “Three uses of knife”,我想,文字如刀,也可以有如上三種用刀的方法吧。)

在聚會中,我簡略地為上述三種文字/語言做了解說。似乎最能引起與會者興趣的是媒體的文字,大家對它也有較多的爭議。有人認為媒體的文字其實最具創意,有人擔心媒體文字的泛濫正在慢慢地扼殺著廣東方言的發展,也有人抱相反的意見,認為媒體的發展造就了不少新字新詞的誕生,令廣東話成為一種不斷在更新變化的語言。

也有一些回應談到詩的文字,大致上都不認同我所說的香港沒有詩的文字,而相信香港也有港式的詩的空間──電台節目如《香港家書》是抒情詩,林夕的歌詞充滿著詩的觸覺,王家衛是個不斷汲取著文學養分的電影人……等等。我在會上沒有爭辯。也許我對詩有一種近乎形而上的渴望。我心中的詩,不一定是優雅的句子,不一定是窩心的詞彙,而是一些赤裸的、原始的、向著人類的深層意識和生存狀態竭斯底理地挖掘,凝煉而成的像石頭般堅硬的文字──詩的戲劇,我認為,基本上是無法理解的,而只能夠進入。詩的本質,就如Sarah Kane在4.48精神崩潰》裏的一句台詞:

Some will call this self-indulgence有人會稱此為自我沉溺
(they are lucky not to know its truth)(他們幸運因為不明真相)

Thursday, March 02, 2006

要捕捉和記錄的,是內在的光影







寫日記的日子,離我已經很遠,上一次寫日記已是01年旅居紐約的時候。那時我住在一個陰沉的房間裏,雖然房間有十個窗戶,但仍然看不見天空。最難忘的是房間裏那如波浪般高低起伏的天花板,每晚當我倒在床上往上望時,總有幾分暈眩的感覺。

我在紐約那一年的日記不是用文字寫的,都是自拍的影象。由房間裏的一椅一桌開始,到生活上遇到的物件,再到居停附近的景物,微不足道的都拍,唯一不拍的就是到此一遊的風景照。我對拍照並不執著,讀書時代唸新聞系時對攝影狂熱過一段短日子,但熱情很快冷卻,幾年後首次到歐洲長途旅行時,便已刻意把攝影機從行李箱中挪走。由那時候開始,我幾乎不帶攝影機旅行。

在紐約再度拿起攝影機,心境已跟年輕時很不一樣。要捕捉和紀錄的,都是自己裏面的東西,是心境,是內在的光影。所以我會說,那時我是用攝影機寫日記。每天只拍一至兩幀照片,從記憶卡輸進電腦,都標上時間。然而,也許命中註定,影象於我只能是過過眼雲煙。最近我發現,那些我珍而重之存檔的照片,竟已在不知不覺間從我的電腦中消失了,相信是在電腦更新時意外地把檔案洗掉了吧!幾番努力搜尋,也只能從零星的磁碟中找到碩果僅存的幾幀。本來一直沒有與朋友分享的意欲,現在倒很想把照片公開,讓這些失落、殘存的記憶,作為我這個遲來的博客──「無異常發現」的第一篇貼稿。